朱亦兵：后半辈子做我想做的
朱亦兵：后半辈子做我想做的
(2009-07-16 23:32:24)
专访前瑞士巴赛尔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朱亦兵
八十年代末，那个国内西洋乐低迷的年代，朱亦兵突围出去了。他是当时欧洲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家，他是中国人。比起今天的朗朗等年轻音乐家，他或许更像一个里程碑。20年后的今天，43岁的朱亦兵坐在北大百年讲坛，刚结束一场他的讲座。此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公民，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他说，前半辈子，做我能做的；后半辈子，做我想做的。
1989年，一个其貌不扬的黄皮肤音乐青年，他凭借自己惊人的才华，经过4轮激烈竞争的重重迷障，冲破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种种偏见，考上著名的瑞士巴赛尔交响乐团，一举成为当时欧洲传统大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家，从此奠定了他在西洋音乐主流社会的地位。用他的话说，那是为祖国争了一口气。这个年轻人就是朱亦兵。那时，他才23岁。
比起今天的朗朗等年轻音乐家，他或许更像一个里程碑。也许我们可以感慨，他没赶上国内媒体开放的好时候。20年后的今天，43岁的朱亦兵坐在北大百年讲坛，刚结束一场他的讲座。此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公民，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他致力于给孩子们更新鲜的理念。
眼下，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坐在空旷的舞台下，与我们对视。他额头很高，反应很快，聪明，爱笑。经常在严肃地回答完提问后，他微敛的眉头突然一展，同时嘴角上扬，眼睛顿时弯成两轮细月，与圆鼻子笑成一团，活像个大孩子。谈自己在欧洲的成就时，他显得随随变变。当谈到父亲，他的眼眶迅速红润起来。他重复生活本身是坎坷的。但你若因此以为他是悲观主义者，那就错了。他微笑着告诉你，幽默一点，感慨一点，其实很阳光，很好，所以我们需要光彩无比的艺术。这是典型的朱亦兵语录，他在教你用热情去艺术地生活。
乱世降生，传奇身世
朱亦兵的个人史，近乎传奇。
从地理学上来讲，朱亦兵是北京人，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又是个四分之一的中欧混血。他姥姥是瑞士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去美国留学，与从医的姥爷相爱，义无反顾地结婚，随后双双定居中国。这在当时，堪称跨国奇缘。她是当时统计下来，仅有的两个移民中国的瑞士人之一。朱亦兵说。这个美丽的瑞士女郎生下漂亮女儿，取名王耀玲，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伴奏教授，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朱永宁结为百年之好。
1966年，文革开始，朱亦兵在乱世中呱呱落地。这个有着四分之一瑞士血统的小洋娃娃，自幼聪明好动。他那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父亲，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大提琴事业，对孩子的培养更是殚精竭虑。8岁时，朱亦兵开始被父亲要求学琴。
你以为他在音乐世家的熏陶下，一定狂爱音乐，至少也是喜欢，可他却说自己一直到37岁的时候，才开始喜欢音乐。他小时候是被逼的。大好的、茁壮的、躁动的青春在封闭的琴房中度过，多年以后，他仍耿耿于怀：我还喜欢体育、文学，但是父母亲都是音乐家，在他们的逼迫下，我只有选择音乐。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所有人还住在防震棚里，怕有余震。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爬上5楼的家。他找出大提琴，让我到大树底下练琴!别的小朋友都去追蜻蜓了，我竟然还要练琴! 朱亦兵说，那是他童年被逼练琴的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他练琴满不情愿，却以破竹之势茁壮成长，大概天才总是如此。才10岁，朱亦兵便成了音乐神童，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舞台演出近百场。12岁，朱亦兵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大提琴独奏唱片，那是文革后中国发行的第一张含有西洋作曲家作品的唱片。13岁，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连续十个学期荣获三好与全优生，一路畅通无阻地读到法国著名的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他师从世界著名大提琴大师莫里斯让得隆（Maurice Gendron）学艺，成绩斐然。1986年，他参加瑞士日内瓦第四十二届国际大提琴比赛，荣获第四名和瑞士作品特别表演奖，成为在重大国际大提琴比赛史上获奖的第一位中国人。1987年，他以大提琴专业一等奖的成绩从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毕业，是继马思聪、冼星海之后，第三个毕业于该校的中国人。
1989年，23岁的朱亦兵少年得志，考上著名的瑞士巴赛尔交响乐团，成为当时欧洲传统大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家。那一年，他的薪水就已折合人民币150万元。此后15年，他随乐团纵横世界各地，演出了大量歌剧和交响乐作品。1999年，他客座世界著名的德国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他加入德国著名室内乐组科隆爱乐大提琴家，一个德国六大甲级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组合。他还是国际上出席担任一系列重要国际比赛评委工作的唯一中国大提琴家。他还曾考入巴塞尔音乐学院学习指挥，此后正式走上欧洲指挥乐坛。他先后指挥过德国福莱堡大学交响乐团、瑞士埃纳赫交响乐团，以及德国慕尼黑(Muenchen）、哈雷(Halle）、杜塞尔多夫(Duesseldorf）和柏林(Berlin）等甲级交响乐团。
在音乐巨人如林的白人世界里，他大放异彩。
选择回国，与认识自己有关
出人意外的是，2004年，朱亦兵经历21年海外艺术生涯后，以中国公民身份回归祖国。
他把瑞士的家打包成239个箱子，买了6张单程机票（其中2张给一把大提琴和一把小提琴），带着一家四口，挥手告别了生活无限享受的欧洲，一头扎进祖国的怀抱。
众人盛赞他爱国，朱亦兵却不以为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更忠于自我，骨子里无比骄傲。但不管怎样，他坚持中国公民身份和某种爱国主义情怀有关。我这个人狂妄，我认为有些中国人的理念不对，认为换了护照，就成了某某。我就是我，我强我好也都是我，就是我自己。人这辈子，只有通过真正的自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是出国搞音乐的人里面，最有资格、最早可以获得外国护照的人。但是，做人还是光彩一点好，生下来就如此，你不需要改变什么，你就是你。我性格里面有其他方面的东西，我并不容易妥协。
其实，他这种艺术家的风骨和固执，与他父亲倒有十分相似。
他谈到一件父亲对自己影响特别大的事情。那是他11岁的时候，一个偶然途径，他在家演奏的录音带传到国外，被欧洲四大著名大提琴演奏家之一皮艾尔弗涅发现。那个70多岁的法国老头，他通过错综复杂的外交途径联系到朱亦兵父亲，说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去欧洲学习，他出钱。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个异常难得的机会。然而，朱亦兵的父亲，那个在文革中备受折磨的大提琴家，那个望子成龙的父亲，他却做出一个了不得的惊人之举。他回信说：孩子还小，等他读完高中，具备了最起码的中国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以后，去哪里都可以。
这是他父亲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困惑了朱亦兵很多年。直到2003年，朱亦兵37岁。他回国探亲，期间应邀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讲学。他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聪明孩子，那么多天才，同时，他也发现我们的传统教育理念和孩子们的需求有着太大的差距。他动了回国的念头，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他的父亲。几年后的今天，他依然感慨：如果父亲当时放我走了，或许我会更早慧，获得所谓更高的艺术成就。但如果那样，今天，我一定不会在这里，我找不到自己的根基。我今天的选择，我的直觉，这是我父亲最终的意愿。
人一辈子，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最终自己想做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发展方向。前半辈子，做我能做的；后半辈子，做我想做的。
朱亦兵说自己过去能力很大，现在想法很多。他强调，能力不等于能量。回国后，他供职于中央音乐学院，致力把中西方教学的优点进行结合，带给孩子们新鲜的理念。
他是个另类的教授。他公开抨击某些传统教育方式。他丝毫不掩饰对于中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吃苦耐劳精神的鄙薄。因为他更忠于人本身。他说，学本事的人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灵感的情况下，勤奋和刻苦是一种浪费生命时光的最愚蠢的表现。
老传统以为，一个人的个性越少，他所能学到的技术就越多。但艺术不仅是技术，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有个性，而且越有个性、越自信越好！在他的琴房里面，经常会传出朱亦兵吼叫一般高亢的鼓励声：大胆！他想告诉学生的，不是不许怎么样，相反，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放肆一点好不好？
他还创立了中国长年以来第一个纯西洋乐重奏组合中国大提琴爱乐。独辟蹊径，打造出融教育与演出于一体的室内乐组合。他大胆改编古典与当代作品，从爵士到南美、非洲、阿拉伯等民间和舞蹈名曲，他把传统古典音乐用崭新的形式进行推广。他还花很多时间做无偿讲座，时常在外地游走。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累，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下，最后回答：人活到最后，可能就是不断地追求。
整个采访，朱亦兵的声音温和优雅，他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神情略现疲惫却异常敬业。采访结束已近5点，他接下来还要给中央音乐学院的孩子们上一堂课。当晚10点，他又将乘机去广西进行公益性演出。从广西回来后，他的中国大提琴爱乐将在国家大剧院专场演出。那个23岁就开始在欧洲顶级交响乐团中做指导的年轻人的光环不会随岁月而消淡。他说，后半辈子，他要做他想做的。
采访、撰文/陶炼
